山东响马，山东的响马是怎么来的？

响马是北方强盗的别称，他们在行动前习惯先放响箭示警，常骑马来去故称响马。山东历史上有过大量有名的以义气著称的强盗 所以有山东响马一说。

而“山东响马”特指的是隋唐演义里秦琼、水浒传里武二等好汉；这个词作为形容词多过名词。“山东响马”作为形容词在现在来讲其褒义成分较大一些，豪爽，讲诚信，实在是这些好汉性格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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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马政危害甚远。当时政府推动马匹“民牧”，即在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等地实行，订有应纳马驹数，若不够，养马户须赔偿，养马户多因此破家，转为“响马”，以此谋生。

河北地区，尤其严重，时称“江南之患粮为最，河北之患马为最。”（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正德五年（1510），直隶霸州（今河北霸县）文安县人刘六、刘七、杨虎等人起义，一呼百应，聚流民、响马、屯军数千人，屡败官军，被政府呼作“响马盗”，三年后才被弭平。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响马

山东的响马，四川的贼，小偷小摸属安徽，东北虎河北狼，河南遍地流光锤。这是原话，是网络黑子用来地域黑的。

日常生活中，“地域黑”的现象十分常见：比如我们在浏览新闻、微博、贴吧、论坛社区等只要涉及到某个地区、省份、城市，总会有人留言评论说“××地方的人就是不好”，“我就讨厌××地方的人”，更有甚者会展开更加疯狂极端的辱骂，有的还会以标签来定义某些省份或地区。

不同的地方资源禀赋不同，风俗习惯也会有所不同，在发展程度上也多有所差异，这是一种客观事实。即使是在某地发生了一些涉及个人综合素质的事情,那也不是普遍的，只是一些极端个例。

从各种不同中非要分出个高低上下，而且夹杂情绪把个例当普遍现象，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某个地方，是相当不负责任的。

张养浩曾作《山坡羊·潼关怀古》：“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足以见得历朝历代的中国饱受战争和自然灾害之苦，在古代，不论国家是否兴盛繁荣，真正受益的都是很小一部分人，对于底层百姓而言，他们一直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即便是处于海晏河清的盛世，百姓的日子也未必就好在哪里去更不用提遇到战乱和灾荒了，一旦到了这样的时候，很多走投无路的百姓就会扔掉手里的锄头和扁担，改而为了有口饭吃进山聚众为盗。

自先秦时期到民国时期，强盗从来都是不缺的，只不过繁荣盛世就少点，战乱年代和灾荒之年就多点。也因此，强盗的话题从来不断，清末民间流传着这样的俗语：“山东出响马，河南出蹚将……”。这里面提到的响马也好，蹚将也罢，除去叫法不同，实际上都是指的强盗、土匪。

百姓常年受灾受难，催生出山东响马一族：

山东响马的名声很响，类似于《隋唐演义》的影视剧和演义小说中都提到过响马，相信很多人都曾看过，在《说唐》中提到就数次提到响马，其中比较著名的一幕就是响马程咬金劫王杠一事，正是因为这件事，催生出后来的群雄聚众瓦岗寨。

还有一幕是独属于秦琼的，秦琼被困潞州，不得不卖马，结果与二贤庄庄主单雄信相遇，单雄信赠与很多金银给秦琼，结果秦琼在回家的途中被认作是响马，从来有了皂角林误伤人命一事，也有就有了后来秦琼被押解燕山罗艺处之事。

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山东一带的强盗就被叫做响马呢，且名声很响呢？要知道山东是孔孟之乡，也不是马政所属的养马之地，按理和响马扯不上关系，其实不然。

就明朝时期来说，皇帝们认为骑兵数量的多寡决定了国家兵力的强盛，于是将养马作为义务发起官马民养的活动。但是养马、种马、监马层层漏洞，百姓不论是在哪一个环节都有所亏损，达不到标准的马匹养马者需要缴纳巨额的罚款，民间怨声载道的同时，有很多人干脆拒不交马也拒绝缴纳罚款。

有压迫的同时也有人发起反抗，马政导致百姓无法正常生活，一批人精通养马之道和骑射之术，带着自家马匹躲入山东一带，成为百姓口中的响马。他们靠着打家劫舍赚取银两维持生计。

类似的事情在全国各地都有发生，但是山东响马最为出名。首先是得益于山东对响马而言存在地理优势，山东省内多丘陵连绵不断，且山丘地势不高，而鲁西地区又以平原居多。这样的地形很利于响马隐藏、躲避和逃走。

遇到抓捕的军官能够利用低矮的丘陵四处躲避，丘陵虽然起伏但是地势不高不陡，起码能够迅速逃跑，虽然人数不多但是能够快速化整为零削减对方的数量优势。

山东响马群队成规模，之所以聚集出这么大的队伍也是因为当地的气候和农业影响。当时的山东属于传统农业区，当地经常遭遇洪水和旱灾等自然灾害，一旦遇到这样的灾害，温饱就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且山东地区人口也相对密集，所以很多县市都是受灾受难的主要对象，导致当地百姓无法正常生活。

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人就会选择成为响马的一员。关于山东的响马多的记载，史籍中比比皆是，比如《清实录山东史料选》中就有记载：

“其余如沂州属之幅匪、武定属之枭匪及土匪、骑马贼,随地皆有。”

乱世英雄不问出生，河南蹚将从匪到将：

山东因着这样的原因成为响马的温床，而在别的地区同样也有强盗土匪，只是各地有各地的特色，因此名字不一样，比如河南的就是蹚将。蹚将是出现于明朝末期的一种土匪文化，明朝末期天灾不断，历史上记录明朝度过了一段小冰河期，当时的河南一带受此影响很大，常年颗粒无收，百姓饿死的事情时有发生。

为了改造环境获得更好的水利资源，百姓们开始修建水利工程，培养出很多木匠、石匠等工人，被称为蹚匠，还有专门的蹚匠班子，有杆头专门负责找活分发工钱，这种班子一直延续到清朝末期。

到了民国时期，活少人多，很多蹚将班子支撑不下去，开始参与一些比较轻的匪活，帮助土匪一起劫道掠财，所以当时有“明蹚将暗匪股”的说法。当然也有一些人因为朝廷官员的不作为，对百姓的悲惨生活看不下去，遂劫富济贫，这些人的形象大多包裹着一条巾帕，装扮如同旧时的武将，所以百姓久而久之称呼为蹚将。

当然，关于蹚将还有一些别的说法，这些说法来源不一，很难辨别究竟哪一种才是真的，但是蹚将在河南成为强盗、土匪的代名词确实真真的。

蹚将在历史上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尤其是清末时期，蹚将中的不少人都是为反清而战的蹚将杆子，但是人数不多势力不大，也只能干些绑架人贩、要钱要粮的事来维持生计，后来条件充沛队伍壮大，改为劫富济贫、平均地权为目标。

蹚将发起的队伍在二十世纪初是很普遍的，很多武装部队都是由蹚将发展而来，民国初年的白朗就是蹚将出生，他的队伍一度影响很大攻城略地，辗转五省攻打五十多座城池，最终倒在段祺瑞手下。

这些蹚将对社会政治和经济都带来打击，虽然有些蹚将对社会造成了损失，但是也有很多人对历史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很多在后期成长为为民而战的战士，为我们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不小的贡献，这还是值得赞扬的。

实际上，不论是山东的响马还是河南的蹚将，他们中的很多人并非天性恶劣，而是迫于生存和生活压力，不得不走上了打家劫舍、聚众为盗的道路。如果给他们一条生路，他们还是很愿意继续做回以种地为生的普通人，或者做点小买卖的生意人，总之，真正天生的强盗是很少的。

改革开放之后，这一类的土匪早已销声匿迹，融入百姓群体之后，毕竟生活得到改善再也不用通过劫道抢劫的方式维持生计。

“山东响马四川贼，小偷小摸是安徽，京油子，卫嘴子，河北保定的狗腿子！”这句是以前民间的顺口溜，带有明显的地域黑性质。

有一种语言现象在中国非常盛行。无论是领导干部还是普通群众，许多人都能随口来上几句。比如表现自己或他人在餐座上的英雄气概，酒徒们振振有词：感情深，一口闷。

名词解释：

这种语言现象，老百姓一般唤作“顺口溜”。顺口溜源于生活，最常见的是卖货小贩使用，物品卖的好坏和顺口溜编的好不好有很大的关系。顺口溜使用得当甚至可以达到货卖清场的目的。

何谓“顺口溜”，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指“民间流行的一种汉语口头韵文，句子长短不齐，纯用口语，念起来很顺口。”我们以为把当代流行的这种语言现象称作“民谣”可能更为贴切一些。所谓“民谣”，即“民间歌谣，多与时事政治有关”。如此称说，有如下理由：

一是它来自民间，又在民间广为流传，实乃“民”之家族成员；

二是现今的这些“顺口溜”主要是反映讽刺社会的诸多不良现象，多与时事有关，在褒贬意义上有鲜明的倾向性，与“民谣”定义相吻合。

“山东响马四川贼，小偷小摸是安徽，京油子，卫嘴子，河北保定的狗腿子！”这句民间顺口溜虽然带有明显的地域黑性质。

东北有很大一部分人是山东人“闯关东”过去的，东北胡子最出名的绝对是“座山雕”张乐山了，张乐山原是山东人，被迫逃到东北伐木为生，受尽了人情冷暖后，上山当了土匪，建立了自己的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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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因为东北经常大雪封山，东北胡子会在封山前抢一票大的，然后进山去享受，等到下一次出来，胡子都长得老长了，东北“胡子”由此得名，在哪个时期，百姓都觉得胡子还是好说话的，要是碰到乱兵、日本人、俄罗斯人才不管你，一律抢走，而胡子有他们的规矩。

抗日战争时期，有许多东北土匪加入了“抗联”，反抗日本人，为抗日战争做出了贡献，但是土匪就是土匪，也有许多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所以我们不能一概而论，需要区别对待。

一提起山东，相信很多人的脑海中都会响起一个熟悉的声音：好客山东欢迎您。山东人性格豪爽、热情好客是人尽皆知的，只要外地人来到了山东，应该都可以感觉得到。不过，中国自古以来却流传着一句老话：山东出响马，河南出蹚将。响马是土匪，这大家都知道，可是蹚将又是什么？为何二者会和响马、蹚将扯上关系呢？

响马，一般指的是拦路抢劫的强盗，东汉末年，山东一带的马贼喜欢在马脖子上挂上鸾铃，一旦马跑起来便会哗哗作响。另有专家说，马贼在劫道之前通常要放响箭示警，以示抢劫的光明正大，只因他们故意弄出声响这一特征，马贼故被称作“响马”。不过，山东在历史上曾出现了多次农民大起义事件，所以山东的很多响马其实并不是土匪，而是农民起义军，再不济也是个绿林好汉。然而，绿林好汉哪个省都有，但像山东这么特立独行的却不多。

实际上，山东的“响马”文化是很有历史渊源的，不仅仅限于东汉。太史公在《货殖列传》中，曾如此评价齐国的风气：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意思就是，齐国人打群架不行，但喜欢聚在一起，拿着家伙抢劫。令人意外的是，太史公还由衷赞叹了一句：“大国之风也。”想来在那个时期，响马一词并不是贬义。

魏晋南北朝时期，山东起义规模较小，暂且不论，可是到了隋朝末期，沉寂了三百年的山东人，终于对隋炀帝忍无可忍。首先，王薄作《无向辽东浪死歌》，在长白山（今山东邹平）聚众起事，史称“长白山首义”。随后，河南瓦岗寨起义，其中的骨干成员秦叔宝、程咬金、单雄信等人，都是山东籍，他们的崛起成为了山东历史上最著名的一个“响马品牌”。

明代文学家康海曾在一封信中说道：“山东响马，四川保儿，皆深根巨盗，攻刺惯熟之人。”可见，山东响马之名早已沿袭了下来。到了清末，山东更是遍地起义军，民间流传着一句话：义和团，起山东，不到三月遍地红。由于山东人嫉恶如仇，遇见世间不平事就要快意恩仇，再加上性子耿直的缘故，所以在历朝历代都被冠以“响马”称号，想摘也摘不掉。

山东响马的事掰扯清了，可是河南的蹚将又是啥？实际上，蹚将也是土匪的意思，朱新繁在《中国农村经济关系及其特质》一书中提到：河南人称土匪为“老汤”，一旦提起“老汤”，他们就谈虎色变。从语源学的角度来看，“汤”和“蹚”是有一定关联性的。民国时期，在土匪活动最频繁的豫西南山区，有一支数量庞大的青年农民打工队伍，由于他们从事的是梯田、沟渠等农田灌溉工程的修理、养护工作，所以当地人都叫他们“蹚匠”。

然而，一旦工作量减少，他们无所事事的时候，这支“蹚匠”队伍便会化身为土匪，自此“蹚匠”变“蹚将”，二者不分你我，都是同一批人。此外，由于“汤”和“蹚”是同一个发音，所以“老汤”就是“蹚将”，也是土匪。不过，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在人民军队的全力出击之下，无论是响马还是蹚将，都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中国有一句老话是这样说的：“山东出响马，河南出蹚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今天就和大家解析一下。山东出响马，河南出蹚将。这句话的意思大致都是说，不同的地方都会有当地的强盗，他们占山为王，然后打家劫舍去做一些祸害百姓的事情来。然而由于不同的地方所给这些强盗们的称呼也不一样，所以才有了这一句俗语。

响马。响马这个外号最早是来自于唐朝时期，人们对于山东地区出现了一些盗贼、马贼的统称。由于古时候的盗贼，在抢劫的过程中总是射出一些声音很响亮的箭，所以百姓们在受其迫害之后，就给这些强盗取人一个“响马子”的名号。公元1510年，明朝人编辑了一本历史文献，名字叫做《天下郡国利病书》，书中就提到了响马：江南之患粮为最，河北之患马为最。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在北部地区尤其是河北，响马出现的情况尤其严重。然而明朝时期政府人员也有专门组织剿匪的军队，但是仅仅河北这一个地方的响马，明朝官府就用了三年的时间才得以平息。1923年5月25日，山东发生了最后一次世界性的响马大案，当时有一位响马首领名字叫做孙美瑶，也是山东人。

当时率领了将近1000人左右的响马队伍，去山东的一处火车停靠线上，劫持了很多外国游客，但是在劫持之后立即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就连当时的国民政府也拿孙美瑶等人没有任何办法。在这次响马大案中，一共被劫持的人员多达整个火车的旅客数量。其中有40位外国人被俘虏，中国人当中也有71位被打劫，还有一位英国友人也在这次响马大案中被撕票了。

虽然当时的记者在文章中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也用了极其批判性的言辞控诉响马大案的严重性。但是孙美瑶等人一直也没有被抓捕归案，甚至早年间出现的山东响马在打家劫舍之前，经常放言称：“官兵奈我何”的语言来进行挑衅，可见其猖狂。蹚将又称老汤。河南人民将当地的一些土匪就称之为蹚将或者老汤。

1932年，《中国农村经济关系及其特质》这本书当中，就已经提到过关于河南人口中的蹚将：“当人们提起老汤的时候就谈虎色变。”由此可见蹚将一行人对于河南人民而言，是魔鬼一般的存在。在晚清和民国年间的交替时间点中，河南土匪发展的势力状态也更加猖獗，并且逐渐向西南迁徙。

民国时期一些青年农民，家中没有条件供其读书或者出国留学，所以他们闲下来的时间也很多，但是也有一些农民不愿意在这闲下来的时间里去做一些工作补贴家用，反而是在农地里不忙的时候从事一些蹚匠的工作，蹚匠是少数人或一个人性质的土匪。当蹚匠多了之后，队伍也就大了就可以称之为杆匪。而且河南的方言当中蹚将和汤。有谐音的关系，所以当地人们又称蹚将为老汤。

蹚将最开始打劫的对象都是一些行旅迁移的商业队伍，这些队伍当中要么就是在保送一些珍贵的物件，要不就是运送银两。所以每当商队出现的时候，蹚将出现的概率也会很高。然而有一些有钱的大户人家在准备出行时，蹚将出现的概率也很高。蹚将主要就是为了劫持别人家的财富来满足自己的生活需求。

其实说到底，不论是响马还是蹚将，出现的原因都和当时的社会治安背景有关。如果当时的社会治安水平很高，那么官府打压黑暗势力的力度也会更大，那些为非作歹的土匪们也会心存芥蒂，不敢做一些打家劫舍的事情。但是晚清政府由于过于腐败，长期处在被傀儡的状态之中，一度让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所以当时的农民已经看不到国家安定的希望，所以寄托于一些暴力活动来满足自己的个人生活需求。当这种需求的范围越来越大之后，人们也会自发的形成一种队伍，也就成了土匪。另外一种原因就是，如果清明年间百姓们能够安居乐业的话，也不大可能会走上一些黑势力道路，大部分土匪出现的原因就是因为个人的生存问题出现了两难，所以无奈之下才上了梁山，做了“好汉”。

1843年，《虎门条约》签订之后，晚清官府无法保证百姓们的生存，自然社会矛盾就会加大。最后一个原因也是国家局势的问题。1842年的《南京条约》之后，中国也就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态。所以在内忧外患的状态之下，百姓们除了解决自己的温饱问题，自发的围在一起想要组建属于百姓们自己的力量，要么就是起义军，要么就是土匪。

当土匪和当起义军还不一样，起义军和官府的正规军容易发生火力冲突，这样伤亡和代价自然就会更大。然而土匪只需要打劫一些财产，就可以满足自己的个人需求，并且越来越多的队伍会逐渐壮大土匪的势力，所以在势力和生存两大需求都已经满足的情况下，当时的人们更渴望躲在山上当土匪。不论是山东出响马，还是说河南出蹚将。这样的俗语其实也证明了，在社会动荡不安的情况之下，百姓们其实才是最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