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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列松是吟咏人类苦难的诗人。从1945年《布劳涅森林的女人们》，到1950年《乡村牧师日记》，再到1983年痛斥拜物主义的收山之作《钱》，布列松影片中的人物永远在灵魂深处接受苦难的挑战，无论是死囚、扒手和罪人，还是圣女贞德和法官。受苦受难不是忍受折磨，而是不甘屈服命运。布列松说，没有献身精神，不抛弃利己主义，人的灵魂就不得安宁。他在主人公身上寻找赎罪的希望，从而，拯救人的灵魂成为布列松影片的主题。
1950年的影片《乡村牧师日记》在电影史上的意义在于它为文学作品的电影改编方式提供了独特的范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根据法国作者贝尔纳诺斯（1888～1948）的日记体同名原著改编而成，以冷峻的笔调塑造了一个近乎耶稣基督忍辱负重自我牺牲的殉道者形象，表现了忠于神职的乡村牧师日月如斯的磨难和忧虑，揭示了内心的搏斗，对人生使命的怀疑和爱的本能，颂扬人类的精神价值是这部作品的基调。
1974年的影片《武士兰士诺》，布烈松借古喻今之作，根据亚瑟国王手下的圆桌武士寻找圣杯而改编的故事，曾获1974年戛纳电影节国际影评人大奖。布烈松通过中古时期的侠义和愚忠精神，对当时身处社会的功利主义和道德沦丧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和讽刺。故事讲得很有中国古代侠义英雄的味道，将家国大义凌驾于个人情感之上，小义需承让于大义。但是英雄却终不为世人所理解，布烈松一贯的赎罪母题在本片中得到升华。
布列松的电影语言严酷冷峻，充满哥特式的苦行主义色彩，既无布努艾尔的嘲讽和幽默，亦无伯格曼的苦涩与同情。影片舍弃了激情和戏剧性元素。无情节的故事中凝聚了无数细小事件。外部世界的元素和故事的发展都是虚设的背景，几近空荡的环境描写凸显了精神的内容。在不同寻常的空空荡荡的世界中，无灵性的光秃秃物件获得明显可感的时间维度，如一潭死水般凝滞的时间渲染了恼人的空虚感。布列松的影片是纯粹派艺术的绝唱。
他的影片常常运用特殊的修辞手段——重复。反复再三而全无修饰的沉闷细节、令人压抑的单调感和重复手法产生的仪式感，强化了物象与精神的联系。所以，苏珊·桑塔格（近代西方最引人注目的美国著名作家、评论家）说：“布莱松的影片呈现了‘灵魂的实体’”。
以上部分文字内容出自崔君衍（中国电影出版社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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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电影学”是一种高度风格化的体系，他企图用电影表达生存境况中那些无法用正常手段表达的东西——人物内心的运动、人类灵魂的精要轨迹。为达此目的，他在电影中排斥所有他认为是虚假和不必要的成分，大量剥除现实到仅剩下精髓的程度。手法的经济是他终生孜孜以求的事情。他自己说：“当一只小提琴足够的时候，就不要用两只……人们不是通过加法来创造，而是通过减法。”
然而藉此称他为“极少主义者”却是不恰当的，这只能把他高度发展和复杂的风格归结为灵巧和肤浅。他的“极少主义”最终获得的是“极多的”丰富。在《乡村牧师日记》和《巴尔塔扎尔的奇遇》中贫瘠的自然、《一个死刑犯的越狱》和《金钱》中空荡荡的牢房、走廊和庭院加强了主人公生存境地的隔绝感，有助于观众把目光聚焦在他们的内心斗争上。
《一个死刑犯的越狱》末尾通过鞠斯特和芳婷攀过天窗、沿着监狱高墙爬行的戏剧性的明暗对比，创造了他们内心斗争的紧张而强有力的隐喻。 演员为“原型”所替代——他就是这样称呼他们的。特殊的格言和缺乏演员的自由排斥了夸张和意图。它们与压缩的背景一起，突出地显示了人物角色的根本性的被囚禁的问题。
布烈松在实践自己的“电影学”时并不是冷漠的。他的影片揭示了非常丰富的人性，可以说是真正20世纪的写照。影片的中心都放在这样一个严肃的主题上：“逃出来，如何逃出来，在肉体上和在精神上逃出来”——这是罗贝尔·布莱松影片中角色们的一个永恒主题。 他们都有这种对反抗性人物的嗜好，从《贞德》到《也许是魔鬼》中的自寻短见的少年，或者是《金钱》中的送柴油的司机。囚禁同样也可以由罗贝尔·布莱松所称为的“裂变”来解释，也就是说用剪辑来实现身体或世界的各个部分的分离，然后再用其它方式将它们组合起来（在《扒手》里从一手到另一手的连接）。
这些生活在边缘的人物与社会产生对抗，他们自己内心深处同时还要与邪恶斗争。这种内心的张力来自悲悯，来自对小人物彻骨的同情，也来自他自己曾经遭受的德国集中营的非人道境遇。 艺术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

我觉得马上上映的<铁道英雄>肯定非常好看，范伟老师和张涵予老师的演技非常棒，推荐给你。